汉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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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方局势陡变，汉辽冲突，乃至交兵，使得本就脆弱的汉辽和平瞬间支离破碎，回顾之下，七年的安定有如泡影，所谓的和议出来扫兴，说杨业贸然出击，有失守关城的风险，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勋，大杀辽兵恐引起两国大战......

    对于这等言论，都不需刘承祐发话，枢密使柴荣当众就将那进言的御史给大骂了一顿。其后，左都御史崔周度，迫于群情，主动将那下属直接贬到地方上去了。

    对此，刘承祐只是感慨，这世间终究还是愚者多，智者少，不识时务，自以为是的人，更比比皆是。

    对于雁门大捷的有功将士，刘承祐自是不吝赏赐，杨业的爵位没有提升，仍为崞侯，不过加了“开国”，并提升禄粟，同时将其妻冯氏赐五品诰命，其长子杨延昭赐勋职，让杨业成功实现封妻荫子。

    至于其下的康延泽等将校，也都是厚赏，伤亡优恤，功狗恩赐，用最直接的行为，彰显皇帝对于此战有功将士的态度。

    恩诏一下，东京朝堂又起波澜，在京的武臣及禁军将校，纷纷上表，请求皇帝出兵北伐，请战奏表几乎堆满崇政殿的御案。

    汉将们，有的是功业心作祟，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统一战争虽然重要，同是功劳，但自古以来，还是对外战争、开疆拓土，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而对于北面的强敌，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

    有的人呢，则纯粹是凑热闹了。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也多有下场表态的，比如韩通、孙立、李重进、李继勋等人。

    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从征。当年何福进病逝，朝廷选派北面都帅，任命都已经下达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为放肆，为人弹劾，也触怒了刘承祐，直接被一撸到底，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的军职给丢了。

    这些年，朝廷不论是取荆湖，还是灭蜀，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一是大汉不缺将校，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二则是，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

    这一次，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如果再不能给机会，他也就不作他想，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将帅中，慕容延钊、向训、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心里清楚，下面闹得再积极，还得看皇帝的态度。而北伐的决策，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全面筹算，不是轻易可下决定。

    这些，都还是在京的将帅，而地方的将领们，尤其是河北的边军，虽奏表未至，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拳拳报国之心。

    将帅请命的背景下，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南北之争，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

    早年的时候，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当时国家实力不足，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四面皆敌，且漏洞不少，那样的情况下，选择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风险最小、收益最高的选择。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辽军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乱，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为何，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大汉上至君臣，下至军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凤后，国力渐富，兵势渐强，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但政治不稳定，宗室贵族叛乱不休，让人看到了机会。

    不过，稍加思量后，刘承祐还是拒绝了，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给足了空间，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

    其后，收荆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边情不变，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辽国主动改变，掀起战争，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不是心志的动摇，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并且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这一天，刘承祐干脆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讨论南下北上事。

    这封诏书，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

    议潮之中，刘承祐也不由思索，原来的历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吴越献土，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为何？

    思虑良久，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终是有所得。

    如果说正史中，五代乱世的结束，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走上统一的快车道。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发展到后面，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

    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又没有北汉的掣肘，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远迈“同期”，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正史上，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自然安稳些。并且，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辽国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些混乱，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

    而如今，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