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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扎克莱进入澳门的时候,正赶上大顺这边的官员前来清查人口,造册定籍,以确保对天主教徒的管辖。
日后,除了贸易,华人基督徒许进不许出。
要么,退出天主教。
要么,去澳门。
这是大顺除了诸如威海军港附近外,唯一一处允许天主教堂开放的地方。
传教士的手都不干净,禁教之后也会陪人悄悄前往内地传教,发展秘密教徒。
这一点日本有经验,偷偷潜入日本传教的传教士层出不穷,光是日本传教者,被幕府火刑后,被教会封圣的都得有一个连队了。
伴随着日本战败朝贡,在禁教问题上也向大顺提出了意见,要严防本土传教士。
清查人口,控制澳门的华人,严防他们离开澳门去传教。西洋面孔在内地很容易被怀疑,很难展开传教活动,而本地的天主教华人就难防范。
大顺官员前来,澳门这边教堂鸣钟、叩拜官员,一切都是按照中式的礼仪。
这一点,法扎克莱已经见惯不惊了。
二十多年前,澳门就因为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发生过一次冲突。当时大顺的地方官来要租金,顺带索贿。
澳门评议会的全部人员,按照“下属拜见上官”的态度,跪拜了官员,最终省下了1000两银子的特殊租金。
新来的第三十三任总督马玉,大为不解,怒斥这群人没有骨头,为了区区1000两银子就下跪。基督徒只跪上帝,不跪异教徒。况且,国家的尊严呢?
但评议会那群人心想老子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传教的。巴西发现了金矿,葡萄牙王室现在肥的一批,但一分钱也不给澳门,还得让澳门养着派来的总督和士兵,老子倒是不想跪,问题是这1000两银子你给吗?
于是就跟马玉说:总督先生说的太有道理了,那么,这1000两银子你出吧。然后……
澳门不花葡萄牙王室的钱,这个总督理论上根本没权。
从果阿空降过来,只是个兵头而已。而且,兵花的钱,也是澳门评议会出的,总督就是个屁。
大顺开关贸易,澳门无法垄断贸易了,地位一落千丈,本就艰难。再说了,这跪一下,能省1000两银子,要是不跪,当地县令就能让你放出一万两银子的血。
历史上,1747年,第四十四任总督梅内泽斯,就给评议会写信,控诉澳门这边的海关挂的是满清的旗,应该抱有不惜流血、与尊严共存亡的觉悟,砍掉满清的旗,挂上葡萄牙的国旗,宣示主权,展现国家尊严。但评议会对此呵呵一笑,直接给果阿那边去信,让这个“爱国者”赶紧滚蛋。
在下跪事件的四年前,第三十任总督戴冰玉,想要多点军饷,评议会不发。戴冰玉觉得这事儿简单,我再组织一个评议会,宣布前一个评议会不合法不就是了?
于是趁着旧评议会开会的时机,带兵往评议会大厅扔了两枚手雷,当场炸死俩议员。随后让军队带着大炮,包围了评议会,拿枪摁着评议会议员的头,要求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是非法议会。
这事儿也不怪戴冰玉鲁莽,主要是上行下效。
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是政变上台的,废兄娶嫂,一看就有雄主潜质。
果然,上台后运气也好,巴西发现了金矿,在了一边,军权有果阿总督区撑腰。
但此时此刻,情况再度发生了变化。
大顺开始禁教了。
就从澳门评议会这群人跪拜大顺官员这件事,就能看出,评议会的这群人根本不想招惹大顺,只想着贸易、赚钱,至于是否禁教,他们根本不在乎,只要别收回澳门就行。
当年眼睛没看清,站错了队,差点澳门就没了。现在眼睛但凡不瞎,也知道该站哪边。
这就导致澳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出现了逆转。
政权作为地方势力,想抱大顺的大腿,只要大顺保证澳门现有的状态、自治地位,一切好说。
驱赶澳门籍的人回澳门、不准在外逗留防止传教?好说,接受;拆除华人出钱盖在澳门法理租地外的教堂?没问题,支持;禁止买卖华人奴隶、尤其禁止强迫华人奴隶信教?可以,释放;保甲制监督澳门的华人基督徒?服从,配合。
教会心说当年戴冰玉带着大炮围攻议会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带着圣象去逼戴冰玉下跪,你们早没了。
现在居然不念旧情?果然商人无情,婊子无义,当即决定和总督这边搞好关系,希望借助军方的力量,平衡评议会的势力。
当年利玛窦来到澳门,感慨道:“这里做买卖、卖粮食的华人,已经有一些皈依了基督。这些人远离了异教的黑暗,触摸到了主的光明。”
而现在,大顺居然开始全面禁教,这让此时的澳门法王不得不感叹。
伴随着大顺对外贸易的发展、荷兰等国直接在松江漳州广州等地岸上交易的稳固,澳门的经济地位可谓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原本明朝有段时间,只有此处一地可以对外贸易,自然繁荣。但这畸形的繁荣逐渐被打破。
论海上力量,贸易能力,争不过荷兰。葡萄牙这时候的对华贸易能力,只能说,比法国强点有限。
论商品销售,葡萄牙当年为了从西班牙那独立,和英国签了梅休因条约,对英国毛呢纺织品减少一半的关税,对其余的英国商品也减免关税,葡萄牙自己的手工业已经被英国货冲击的完犊子了。
倒是英法世仇,英国人为了喝酒,减免了葡萄牙的葡萄酒税,葡萄牙如今连粮食都不够吃,很多地都改种葡萄了——英国人心说,我的纺织业打不过印度、中国,还搞不过你葡萄牙?反正我自己也不产葡萄酒,买你的总好过买法国佬的。
澳门的唯一中转港地位一失去,澳门的支柱产业,这几年肉眼可见地朝着一种奇葩的方向奔去。
那就是奴隶贸易,或者说人口买卖。
澳门本地就有大量的畸形人口,比如天主教徒,是一夫一妻的,不准纳妾。
但是,我不给彩礼,那不就不是纳妾了吗?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契约女佣”,不一次性给钱,而是包月,按月算钱,而起天主教也没说不让找女佣,于是这种畸形的“契约女佣”,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贸易”。
除了女佣,还有大量的“童子”,也就是华人奴隶,一般都是买来的小孩,作为奴隶,供主家使用。除了澳门本地用,因为华人小孩比较伶俐,顺从性强,所以还大量“出口”。澳门的华人“童、奴”,很受欢迎。
以及,还有两家“招工公司”,从澳门这里,贩卖人口去东南亚、南亚的种植园、糖厂做奴工。实际上就是奴隶贸易,东南亚那边比较喜欢华人奴工。
这和福建的一些去巴达维亚贸易的船主差不多。
荷兰人垄断着巴达维亚的一些贸易品,以及荷兰开始直接在广东松江贸易,导致中转贸易无甚可卖。
很多船主就开始骗人去南洋,卖给当地做奴工,以此确保去的时候不空船、回来的时候买点锡块送去苏州府那边做给死人用的锡纸,以此维系生意。
大顺奉行允许西洋人上岸贸易的政策,实际上为整个亚洲的贸易格局带来的极大的改变。
可以说,澳门朝着奴隶贸易转型、巴达维亚的华人奴工激增等,都是大顺允许西洋人上岸贸易带来的变化——想当年大明闭关的时候,巴达维亚对去的每一艘华人的船,都客客气气,给钱送礼、临走的时候还送呢绒布、总督请客吃饭,希望下次再来。
船主们那时候虽然不太喜欢去巴达维亚,在了澳门本地人的利益这一边。
给大顺官方的公文上,直接将总督,翻译成了“都头”,连如今总督的名字都翻译的很中式——高甸玉、高都头。
法扎克莱几乎是目睹了这一切闹剧和混乱的全程,心里也明白为什么巴达维亚的华人起义者会选择在澳门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