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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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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情人、西门庆原来的女婿陈敬济，本待要假称姑表姐弟和陈敬济相认，忽然沉吟想了一想，吩咐权把陈敬济放走，以后慢慢再叫他相见不迟。词话本行文至此，随即向读者解释春梅的动机：西门庆的第四个妾孙雪娥流落在周府中做厨娘，倘若收留了陈敬济，雪娥势必把他们的真实关系道破，传入周守备耳中。所以只有想法子先撵走孙雪娥，才能把陈敬济招进守备府。在绣像本里，这段心事直到第九十七回，春梅与敬济终于会面时，才由春梅自己亲口向敬济道出。叙述者不费一字一句向读者解释而读者自然明白了春梅的用心。这样的地方，虽然只是细节，却很有代表性，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词话本喜欢解释与说教的特点。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华美的物质细节为词话本所有而绣像本所无。此外，书中凡有唱曲之处，词话本多存唱词，而绣像本仅仅点出曲牌和歌词的第一句而已。这自然是对明末说唱文学极感兴趣的学者最觉得不满的地方，而且，很多《金瓶梅》的研究者都觉得这是绣像本写作者不了解这些词曲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纯粹为了节省篇幅而妄加删削的表现。我则以为，我们应该想到，虽然对于现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书中保留全部曲词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对明末的读者来说，这些曲子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通俗歌曲”，一个浸润于其中的读者只消看到曲牌和第一句曲词，就完全可能提头知尾，那么，如果把全部曲词都存录下来，倒未免有蛇足之嫌了。而绣像本之不录曲词，从另一方面说，也和它一贯省净含蓄的风格相一致。
谈到绣像本的省净，我们当然可以怀疑书商为了减低出版费用而删削简省，但问题是在看到《金瓶梅》一书的畅销程度之后，扩充增改现有的书稿，称之为真正原本在市场上发行，同样是书商有效的牟利手段。就连词话本错杂不工的回目对仗，我们都可以争辩乃出自书商或书商雇佣的“陋儒”之手。提出这一点来，不是因为我定然相信这种假设，而是希望借此提醒读者，在版本的先后问题上有很多可能性。也许，《金瓶梅》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案，但在我看来，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这部奇书本身。从具体的文本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是一件更加有意义，也因为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而更加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工作。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抛砖引玉的工作，就是我最高兴的。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读者接受方面，看出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观点、评判，总是于不知不觉间受到本时代之意识形态大方向的制约；唯有意识到这一制约，才不至于完全被其辖制。譬如说词话本的发现，恰逢“五四”时代，人们扬俗抑雅，扬平民而抑贵族，并认为一切之文学，无不源自民间，于是施蛰存氏才会作出这样的论断：“旧本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鄙俚之处，改得文雅，拖沓之处，改得简净，反而把好处改掉了也。”[10]文雅、简净本是赞语，这里被用作贬语；鄙俚、拖沓，本是贬语，这里被用作赞语。前面已经谈到这是典型的“五四”论调，但问题在于，正是这样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万物之源，才会导致写过一部《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氏在其评论《金瓶梅词话》的开山之作中认为文雅之绣像本出于鄙俚之词话本。此语一出，遂成定论，竟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之研究者均无异言。但假如我们设想张竹坡或其他清朝文人看到词话本，他们是否反而会认为鄙俚拖沓之词话本是文雅简净之原本的大众化和庸俗化？既然1643年（崇祯七年）已经出现了《金瓶梅》改编而成的戏剧（事见明末文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条记载），那么在词话本、绣像本之刊刻年代尚未分明，其原刻本渺不可见的情况下，我们又从何可以断定那时没有由《金瓶梅》改编的说唱文学——一部《金瓶梅词话》？在这里，我不是说张竹坡一定就会那么想，也不是说张竹坡如果那么想，他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很多观点与结论都受制于我们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某一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到了另一时代未必就行得通。我们只有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才不至完全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三底本、体例、插图及其他
本书所用小说底本有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大图书馆藏本于1988年影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无名评论者的批点，东吴弄珠客序（此序无日期）。二，文学古籍刊行社1988年重新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即1932年在山西发现者，当时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1957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落款时标有字样“万历丁巳”也即1617年）。三，张竹坡评点本，题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有署名“谢颐”的序（1695年）。
本书采取的三部现代版本分别是：一，1990年由齐烟、（王）汝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这个本子校点精细，并附校记，没有删节，对于绣像本《金瓶梅》的研究十分重要。二，1986年由戴鸿森校，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新校点本金瓶梅词话》。三，1998年由秦修容整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只可惜后两个版本都是所谓洁本，“会评本”甚至将小说中做爱段落的绣像本评点、张竹坡评点也一并删落，虽然可能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但这样的做法未免破坏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那些做爱描写是作者刻画人物、传达意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之笔），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大为不便。
在提到《水浒传》时，我参考的底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这个本子是郑振铎、王利器、吴晓玲三位学者在《水浒传》各个不同版本（如最早的武定侯残本、1589年天都外臣序刻本、120回袁无涯刻本等）的基础上校勘整理的，附有较为详细精审的校勘记。
本书的形式，是依照原书回目，逐回进行评论。每回评论中首先出现的章回标题是绣像本回目，其次出现的是词话本回目。这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无论绣像本还是词话本，其全书目录与其正文回目往往有歧异之处。比如，绣像本第三回在目录中作“定挨光虔婆受贿”，在正文回目中作“定挨光王婆受贿”；词话本第十回在目录中作“妻妾玩赏芙蓉亭”，在正文回目中作“妻妾宴赏芙蓉亭”。词话本目录与正文回目的差距有时相当大，比如词话本第六十三回之“亲朋祭奠开筵宴”，在正文回目中变成了“亲朋宿伴玉箫记”。有时，些微的差异可以导致叙事重心的转移。比如第七十八回，词话本目录作“吴月娘玩灯请蓝氏”，正文回目作“请黄氏”。无论黄氏还是蓝氏，都是西门庆心中的“下一个勾引目标”，区别在于蓝氏接受了西门庆妻子吴月娘的邀请，而黄氏却未赴宴。“请蓝氏”固然浓墨重彩写出西门庆初见蓝氏的神魂飘荡，“请黄氏”则突出了西门庆的失望，为即将发生的风流云散埋下了伏笔。有时，词话本正文回目与其目录抵牾，却与绣像本重合。比如，第六十一回“李瓶儿带病宴重阳”，词话本目录、绣像本目录及正文回目都相同，而词话本正文回目却作“李瓶儿苦痛宴重阳”。与绣像本不同，词话本现存版本除上述的山西本之外只有两部，其一还是残本，皆存于日本，不知它们的目录和正文回目是否与山西本又有所不同。因手头无书，无从进一步比较了。本书的回目，姑且一律遵从词话本、绣像本的正文。
本书的插图，除了一两幅是《金瓶梅》绣像本的插图之外，都选自历代名画，以及近、现代的照片。因我以为《金瓶梅》里面的男男女女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不必一定穿着明朝或者宋朝的衣服。若依照外子的意思，索性都用现代的黑白照片，但是时间与精力所限，也只能如此了，虽然这个愿望，也许将来可以实现。———如果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以现代装束、现代背景、现代语言重现于世界银幕，我们怎么不可以有一部现代的《金瓶梅》呢？我们的生活中，原不缺少西门庆、蔡太师、应伯爵、李瓶儿、庞春梅、潘金莲。他们鲜衣亮衫地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出没于香港与纽约的豪华酒店。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他们。
本书的写作，初稿始于2001年1月16日，终于4月25日，前后共历百日，足成百回之数；又在同年夏冬之间做了大量修改、润色与补充。古人称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既然我的专业研究范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这番对《金瓶梅》的议论，可以算是业之余。无他，只是对这部横空出世的奇书爱之不足，溢于言表，就像父母喜欢谈论自己的孩子，热恋中的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爱人，如斯而已。正是：
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注释
[0]本节之内阐述的观点，已进一步拓展为一篇英文论文，题为《金瓶梅两个版本的初步比较研究》（“APreliminaryComparisonoftheTwoRecensionsof‘Jinpingmei’”），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2002年12月号（总第62卷第2期）。
[1]AndrewPlaks,TheFourMasterworksoftheMingNovel.Ch.2.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p.66.
[2]按，即绣像本。
[3]DavidRoy,trans.ThePlumintheGoldenVase.Vol.I,“TheGathering”.NewJersey:PrincetonUnivesityPress,1993.此前言的中文翻译见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606页。
[4]刘辉：《〈金瓶梅〉版本考》，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238页。
[5]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6]在两大版本系统的先后以及相互关系方面，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在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虽然可以多方揣测。但是无法“盖棺定论”。许多研究者各执一端，曲为之说，但细察其论据，未免不能完全服人。此外，我对于“从俗到雅、从繁到简”（因此一定是从词话本到绣像本）的指导思想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盖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大众文学一定都是被文人加工和雅化，民间文学一定都是被士大夫阶层拿去改造，却忽略了文学史上许多的相反事例也。
[7]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页。
[8]本书在论析过程中，大量引用《金瓶梅》文本原文，其文字均出于早期版本。为保持其原有风貌，引文照录原版文字，不以现行汉语文字规范为准，特此说明。
[9]按，此诗原题《咏铜雀台》，继承了一个从六朝开始的“咏曹操铜雀台伎”的诗歌传统。言不仅君王长已矣，就连哀悼他的姬妾也都烟消云散了。《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均有收录。第一行原作“君王去后行人绝”，此处应为绣像本作者根据小说内容改为“豪华去后”。
[10]施蛰存：《金瓶梅词话跋》，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