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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跳不出历史轮回(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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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居 新暖才文学网 H小说 未删节 全文阅读 尽在 http://www.xncwxw.com/第4章 京畿欢
第62节 跳不出历史轮回
155、逃不出历史轮回圈
我们来到了胡锦楠、王建成等在那里的办公室。我让他们坐了下来，给王建成与胡锦楠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也把我们的情况给他们说了。
胡法官给他俩倒了两杯热水，我们于是开始了闲谈。
我看着他轻松地问：“家门，你做律师多少年了”
他笑着说：“八年了。我到北京来得还算多的。”
我又问：“你主要接受那个类型的案件业务”
他说：“我什么案子都接，我是学经济管理的，目前中国经济官司特别多。像林老师的企业，钱被人家拖欠，通过打官司要回来了一些，又被法官挪用，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呢。”
我不好意思地随他们摇了摇头。然后说：“我们今天访谈的时间不多，我们先不谈个案，我想听听你们来上访的感受”
他想了想说：“情况是这样的，之前有信访官员就曾用四个百分之八十来概括了我们中国的上访现实，即百分之八十的上访内容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百分之八十的上访是有道理的；百分之八十的案件可以由各级党政部门解决；百分之八十的上访问题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
然而，可以并不意味着一定。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访民众，曾因上访被抄家或者受到打击报复。正因如此，他们才年复一年留京上访。
我接触过他们，这些上访民众中普遍的信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坏就坏在了基层，下面出了贪官、昏官。只要中央在他们的事件上有句话，自己反映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真正解决。
我看这些上访者也可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办事程序，或者不相信这个程序，他们不知道信访部门，无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还是国务院的，全国人大的，甚至包括最高法院的，都不是权力部门，他们的权限仅仅是接待来信来访，然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这些上访者忍饥受冻、历尽艰辛，终于等到受到了接待后，往往发现得到的只是案件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踢来踢去的皮球。即使拿到一张要求原籍有关部门处理的公函，换来的往往也不过是地方政府和法院相关办事人员，轻蔑的一笑。
部分矛盾难以解决，于是有了再次、多次上访，有了信访部门的不予接待的黑名单，有了地方官员和警方来京截访，有了怒不可遏的访民闹访，甚至悲愤自杀。
如我手上的这个案子，明明是法官违法乱纪，可是市里纪委不处理，省院不作为，我们只得到最高法来反映问题。
我们到了高法那边，他们让我们到这边来排队受理，今天终于把案子交进去了，也不知会得到一个什么答复，反正他们让我们回去等消息。我怕一年半截杳无音信啊。”
做为纪检书记，胡法官听着他讲的话明显不舒服，于是问：“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案件”
那个林老师，马上从资料袋里掏出了一份控诉书出来，递交给了胡法官。
胡法官在看她的材料，我与钱律师继续谈话。
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些上访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上访僵局你有些什么样的亲身感受”
他看着我说：“上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和道义正当性。
据史书记载，自从中国周朝起，就在朝廷外设登闻鼓，使冤情可以直达圣听。而拦轿喊冤、告御状，更是仅靠戏词儿，就足以深入人心的观念。
登闻鼓在清末已逐渐沦为形式；民国引入欧洲大陆法系，司法独立，登堂喊冤式的直诉逐渐走入历史；而人民共和国肇建之初，设立的来信来访接待制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迎来了一个高峰；原因正如前述第一个百分之八十所透露的那样，上访者往往是改革的牺牲者，是中国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
上访者进京的主要原因是，对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极度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制度安排自身的弊端。
地方党政实为一体，当地方法院的法官是党管的干部，且由同级政府任命的时候，谁会相信这样的法官，可以公正裁决针对当地官员的控诉呢因此，向地市、向省区，直到向中央上访，就成了沉冤得雪的唯一出路。
不幸的是，2005年国务院推出的新版信访条例提出属地管理原则，为分散对中央机关的信访压力，连上访者也被推回到了那些，本身就可能是投诉对象的地方官员权力范围之内。
这样以来，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地方官员动用权力，可以变本加厉地欺压上访者，上访的矛盾变得像滚雪球，越来越大。”
我点了点头，然后说：“在我们中国，一切都需要秩序，我们政府最怕的是动乱，因此不可能在政治体制上有大的突破，至少是目前没有这种可能，那么要解决这个上访难题，看来还没有一个什么好的办法啊。”
他说：“也不是这种体制一定得改变，只是我们政府内部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地体现公平，阻止政府官员的堕性生成。
我们的法律制度、纪律政策都是好的，就是没有执行力度。要让权力受到一定约束，比方说他无任何理由截取受害人的百万钱财，这种人还能当法官，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
我们不能这样官官相护，任腐败漫延。如果再这样继续恶化下去，我们这个国家想保住长期不乱，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我点了点头。
他也笑了笑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规模巨大的破破烂烂的上访村吧，2008年，我们首都北京，将迎来那件重大事件举办奥运会。国家绝不可能让这个现象，继续维持在这里，我想让你们来调查，也许就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当然北京城的发展，必将吞噬这个上访民众的最后家园，当政者把上访村看作是城市的疮疤，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当盛世中国的奥运梦想来临的时候，拆得了这些城市的雀斑，可那些被驱离的上访村的访民，又将如何处置呢你们让原籍地政府来把他们抓走可是我知道，他们还会回来的”
王傻皮一直一言不发，他像是听进去了一点什么，他看着钱律师问：“这么说来，你是说我们的信访制度有问题啊”
他看了看王建成，然后微笑着说：“一种社会现象的长期出现，本身就是因为制度不合理而产生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先天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与真正监督，问题是明摆着的。
至于上访制度本身，虽然新版条例强调了对上访者的保护，但没有监督的制度，最多不过是书面上的条文而已。新条例提出让社会团体，或者翻译成时髦话，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来参与信访，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但我所知道的一位北京著名维权律师，仅仅为了了解情况就在国家信访局门外，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拳脚。老百姓的权益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这个信访制度，其实是不帮穷人与弱者的。在英国那样的西方国家，如果遇到类似上访民众的问题，在诉诸法律之外，还可以给议员写信，找仲裁机构，甚至上欧洲人权法庭打官司。但是在我们国家，就算是有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出来正当维权，过程也十分艰难。
当然，任何制度都有其各自天生的土壤，在英国写信给地方议员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写信给人大代表，却未必能够解决得了什么。
上访作为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现存体制的必然结果，并不会随着上访村的消失而消失。上访村的独特象征意义，及其在十七大到来之前的拆除，使人有理由担心，上访这一中国社会最后的安全阀，正在被压缩到无路可走的境地。
问题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处于信访案件的高发阶段，同时也将难以承受太多的失望与绝望。人民的诉求没有渠道，我们这个民族谈复兴，那只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林老师看了看时间，她站了起来说：“钱律师，我们走吧。”
他站了起来对我说：“钱书记，不好意思，我得走了，你写论文时，可以用我的这些观点，向上面反映一下民间的呼声。
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说，怕就怕问题出在内部，现在不仅仅问题出在了内部，而是内部已经开始了溃烂，再不进行治疗，那是会跳不出历史轮回圈的。”
这一个可能比我还年轻、慈眉善目的中国律师，无声无息地走出了最高法院的这间办公室，可他给我们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再不进行治疗，那是会跳不出历史轮回圈的
时间到了上午十一点五十了，党建部的领导组织我们，去了离这里并没有多远的一个小吃点，吃了自助餐。
胡主任宣布：“各位领导，中午我们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下，也可以继续调查情况。到下午四点，我们在最高法信访接待站召开座谈会。我们这是一次集体行动，大家不能擅自离开，我们要点名记考勤。五点钟统一回党校，大家听明白了吗”
我们大声说，听明白了。
正在吃饭之时，陈美人过来问我：“钱书记，这个论文怎么写啊”
我笑着说：“不会是要我们写什么论文吧这就是一个调查报告，当然也可以写论文的，你准备了一些什么材料”
她笑着说：“就他们单位上的两个总结啊。”
我说：“那也差不多了，下午你还想走访他们一下么”
她说：“下午，我参加你们这一组算了，我们那边没有人想找上访人调查呢”
我说：“我们这边也没有谁想找人采访呀。参加座谈会就好了。”
她仍然说：“你写好了的话，要给我们看看啦。”
我说：“领导上还没有进行任务布置呢，我不打算写这方面的东西。”
她说：“来的时候，胡主任不是说了么，要写作文，要打分，还要记录进档案的。”
我笑了笑说：“吃完饭以后再说吧。”
我想起了胡法官手上还有一份那个林老师的控诉书，我吃完饭后便对她说：“胡书记，林老师的那份告状书，还在你手里吗”
她说：“我给了王书记。”
我于是找王傻皮：“老兄，那一份告状书呢”
他说：“在我包里吧，我还没看完的呢。”
我问：“她上面写了什么事”
他说：“写了一个企业与人家如何打官司。我给你先看就是了。”
我于是看到了这份长达十多页的控诉书。它的名字叫做怎能让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法官逍遥法外。
控告书中写道：“我满含悲愤的心情，向最高人民法院控诉，哈尔滨市某法院执行庭长王建初，擅自截留我公司委托执行货款98万元的违法犯罪实事，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严肃法纪，维护控诉人的合法权益。
2002年，我们公司与哈尔滨市某技工学校签订了一份价值两百万的电脑购销合同，并由我公司负责安装。我公司按要求装完后，该校一直拖欠我们的货款，我们不得不将他们告到了法院
2005年7月，法院执行庭长王建初将我们的98万元执行款擅自截留，挪做他用。对我们谎称没有收到对方货款，在律师的帮助下，控诉人查明了该校早在去年7月就已将这笔钱，划到了王建初指定的账户上
我们向区、市、省院反映情况到如今，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答复，即不将钱退给我们，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处分
下午四时准，在丰台区幸福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站的三楼会议室里，我们这些从中央党校来调研的学员，及相关部门、媒体坐到了一起，由党建部的官员组织我们召开了这一个坐谈会。
由于人数众多，座谈会采取了即兴发言的形式展开。
最高法的一个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从上访村的情况谈起，说到了中国的信访法律制度的弊端：“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站的附近，坐落在北京市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靠近永定门火车站，还有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站等工作部门。因为进京上访人员，集中住居在这附近数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北京上访村。
上访村的规模，几乎成了我们国家信访情势的晴雨表。从2003年以来，到高法来上访的人数呈爆发似增长，最多一天，估计这外面来了约有两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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