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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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还看出，其实皇帝正是为了使他们“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于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便从控制矛盾与冲突的“需要中产生”。

    那如果再从皇权制度本身来看呢皇位继承制度是du cái的皇统得以延续二千余年的命根子。“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预立太子的皇位继承制度，其本身就必然带来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就是皇帝英明决断雄才大略者极少，多数是中主以下，及至幼主孱君。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每遇幼主孱君、昏君在位时，母后擅权，外戚横行，宦官祸乱，便成为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当此之时，政局动荡，篡夺祸乱必然接踵而来。如何缓和这种矛盾与冲突呢也许是历代皇朝在其统治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立起强有力的zhong yāngzhèng fu，特别是建立强有力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皇帝统治的权力辅弼，是缓和政局动荡，防止篡夺祸乱的一项根本国策。唐代至今近三百年的政治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以唐初两次权力危机来看：

    第一次权力危机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太子建成及其弟元吉，逼其父高祖李渊下台，登基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的上台，改变了武德年间纲纪紊乱的局面，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之所以出现，极其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太宗整顿了国家机构，改革了各项政治制度，建立起“皇权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结合的zhong yāng集权新体制，极大地加强了zhong yāng集权。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记载太宗和大臣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讨论政体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其中说：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ri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xing非仁明，亦是励jing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xing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ri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ri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ri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太宗皇帝的两段议论，关于皇帝个人与中书门下、zhèng fu百司之间的关系，论述得何其jing采，又何等深刻他把君主个人和宰相集体论执的“须合变通”，对立统一的必要，说得清清楚楚。历来人们引用这两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这些议论提高到国家政体上去认识的。贞观政要的编者吴兢确有卓识，他是把这些对话放在政体中加以考察的。

    李曜一直觉得后世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于人事，而忽视制度。在他穿越的前些年，写唐太宗个人政治作风的文章很多，也都不免于这个偏向。而他本人是学法律出身，关注制度远远超过关注个人。

    其实，太宗皇帝也很看重制度。他认识到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及其作用，因而能以政事堂为舞台，导演出有声有sè的“贞观之治”。

    第二次权力危机是武则天篡权。武则天从高宗永徽五年入宫，到载初元年九月九ri即位做皇帝，经过三十六年的惨淡经营，通过一条yin险狡诈、血腥残忍的道路，造成zhong yāng政权几度危机，然而因为有政事堂制度的制约作用，遂使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仍能稳定地向上升的趋势发展和前进。

    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先后用宰相七十六人，被杀者十四，被流者十，被贬者十九人，仍然出现一大批直臣名相，如狄仁杰、姚元崇相于内，娄师德、郭元振将于外，在政事堂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武则天的专横不得不受到制约。如果没有中国特有的皇帝制度，没有母后摄政的合法惯例，武则天上台做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政事堂制度下群相的制约和辅助，她要稳定政局，治理国家更是办不到的。而政事堂制度也正是在武则天时代，有了重大发展和变化，其实并非偶然。

    在原先的历史上，有唐一代二仈jiu年，连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在这二十一个皇帝中，中宗、睿宗、顺宗、穆宗、敬宗、哀帝，在位不过五年。高祖虽是创业开国君主，后世人一般认为其才德不过中主。而高宗、肃宗、代宗、德宗、懿宗、僖宗均为平庸之主。文、武、宣、昭诸帝可算中主偏上。称得上“明君圣主”者，唯太宗一人；玄宗、宪宗次之，已是半明半昏之主矣二十一君状况如此，而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社会经济竟有巨大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岂是偶然

    李曜由此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改革，永远是自上而下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小

    ps：改革应该由上而下，这个观点我在读者qq群里提到过，还提到了几个改革的方向，现在开始进入正题了。不过中书门下是改革的起始点，在李曜的改革中，有时候因为古人的思维惯xing，可能需要打着“复祖宗旧制”的旗号，所以才有这一章细说中书门下权力变迁的文字。

    另外我承认我喜欢“右相”这个称呼，当然“左相”也可以，因为听起来比较牛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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