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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宗教政策(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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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佛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谈的仍然是“同”与“异”、“一”与“多”的问题；对此慧净回答的也非常明白。他列举了“逍遥一也，鹏不可齐乎万里；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溉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殇均其寿夭”。第三个问题是：“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提出了“常”与“无常”、“故”与“新”、“因”与“果”。第四个问题是：“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虫化蜂飞，何居弱丧”1卷904p9434对辛提出的四个问题，法琳概括为“大约两问”。即“佛性平等”与“群生各解”和“彼此之两难”与“元同之一门”，1卷903p9426―9427是很有道理的。
在此辛提出了佛教理论思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思辩性。所以，这种在思辩理论上的辩难并没有使僧人那么恼火，反而受到佛教高僧的赞扬。慧净称赞其：“博究精微，旨瞻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理跨联环，幽难勃以纵横，藻纷其骆驿，非夫哲王，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1卷904p9434法琳称赞其“词旨宏瞻，理致幽绝”。1卷903p9426―9427由此使我们不难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到了贞观年间，佛、道二教之间的辩难已经不同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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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年间的那种“华夷之辩”与谩骂式的争辩，而是深入到对于宗教教义的理论探讨；二，从辛所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及佛教大师对其所提问题的赞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佛、道二教在教义上的某些相通性；三，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又已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其意义是重大的。
道教虽然受到李唐朝廷的袒护，但在教徒与道观数量及教义诸方面都比佛教大有逊色。面对这一现实，太宗不得不在贞观十一年637驾往洛州时再次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重申：“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此元玄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1卷6p73，又见道宣续高僧传卷24释智实传。唐大诏令集卷113政事道释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三者文字略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在诏书中明确承认皇祖李姓出自老子，李唐国祚昌盛，天下大定，靠的是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和“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治国思想；他还把道教居先与“敦本”、“尊祖”联系起来。使李唐皇室与道祖老子及道教的关系更加亲密与明确。诏令一出，“京邑僧徒各陈极谏。”释智实与大德法常等十人随驾至京，上表直谏。智实针对唐太宗诏令中的“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吾天下无德而称”，在其论道士处僧尼前表中首先声明：“奉以周施，岂敢拒诏”；其次将老子与道教加以区分，认为“寻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异。不立观宇，不领门徒，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以养性，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第三，指出“今之道士，不尊其法，所著衣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张角、张梁、张宝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漫行章句。从汉魏已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并附“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一并上奏。唐太宗见奏，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明诏久行，不伏者与杖”诸僧“饮气吞声”，智实却“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还。”不久遂感气疾而死。4卷24释知实传由此可见，当教权与世俗王权发生矛盾时，无论是皇帝个人的思想情感与好恶，还是宗教教义的深邃与势力的强大，都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世俗王权政治的需要，否则将要以武力相威胁。
贞观十三年639冬，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谤讪皇宗，罪当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见有众侣，乃依遗教。仍访琳身，据法推勘。琳扼腕奋发，不待追征，独诣公庭。轻生徇理，乃执以缧绁。”4卷24释法琳传为此太宗下诘沙门法琳诏，指责法琳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有先古。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毁我祖祢，谤言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1卷6p77在狱中法琳认罪，并承认“前言实非，谤毁家国”。但太宗仍不放过，“敕云：所著辩证论信毁交报篇曰：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且敕七日，令尔自念，试及刑决，能无伤不”期限已到，唐太宗下敕书问其“有何所念，念有灵不”法琳挥笔而书，对唐太宗大加赞美，说他就是佛经中所说的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琳于七日已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治书侍御史韦问：“有诏令念观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法琳又说：今陛下“即是观音。”由此法琳被免去死罪，流放益州，行至百牢关菩提寺，因疾而死。4卷24释法琳传佛教徒经此打击，终太宗之世未感再行攻击道教，致使道先佛后的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唐太宗扶道抑佛的政策，除去李唐皇室自认老子为其始祖以抬高自身门第郡望和儒、释、道之间争斗的原因之外，尚与当时社会中宗教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关。佛教在隋朝统治者的崇信、扶持与提倡下得以迅速发展，致使“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天下僧尼数盈十万”，4广弘明集卷17国立舍利塔诏当时傅奕所上请废佛法表中，除去“秃丁邪戒”，“妖胡浪语，曲类蛙歌”一类对佛教的不恭之词以外，其他所言佛教的泛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实现实。所以当时对于佛教如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与李唐王朝的统治。但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抑制并不是说不允许其存在，而还是给予其存在的合法地位，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其发展。尤其是随着唐朝政治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具备了吸收消化异域思想文化的能力与条件。同时，来自天竺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长期的碰撞、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摄与交融。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初正处在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这也是唐太宗给予其合法地位的又一条原因。
唐太宗不仅给予佛教以合法地位，而且对于佛教还给予了相当关注。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唐太宗对于佛教是有其情感倾向的。不仅如此，他还兴佛寺，度僧尼，烧香拜佛，施舍财物。贞观元年627将唐高祖李渊旧宅后为通义宫改为尼寺。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二年628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诏：“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先后于汾州立宏济寺；于吕州立普济寺；于晋州立慈云寺；于邙山立昭觉寺；于水立等慈寺；于州立昭福寺等等。以上所列寺院并于贞观四年630五月建造毕。贞观五年631太子李承乾将颁政坊立为并光寺；贞观六年632将高祖旧宅观善坊立为天宫寺；贞观七年633将宁仁坊立为众香寺；贞观八年634为太穆皇后追福，将修德坊立为宏福寺；贞观中将延康坊立为西明寺；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为文德皇后将晋昌坊立为慈恩寺等等。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亲至宏福寺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1卷10p129并在其宏福寺施斋愿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并说“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用斯功德。”1卷10p124追福施斋以后，唐太宗又对宏福寺众僧解释自己实行道先佛后政策的原因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集古今佛道论卷丙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资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更是“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10p82―83高僧玄奘前往天竺求经，所经百余国，历时十七载，历尽磨难，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二月六日在洛阳受到太宗召见，太宗与之谈论，对其赞叹不已，宠爱有加，几次劝其还俗出任宰相，都被玄奘婉言谢绝。于是下诏将其从天竺所取梵本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设译场于宏福寺进行翻译，并让房玄龄、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5卷191p5108―5109佛经译出之后，太宗亲自为其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玄奘为“法门领袖”。1卷10p119―120在唐太宗给玄奘的诏书敕文中，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思想情感。
在唐太宗统治后期，尤其是在身患疾病时，他似乎更加崇信佛教，屡下剃度僧尼诏书。如在度僧于天下诏中说：“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1卷5p66在对待佛教的政策方面，唐太宗与高祖时期相比也有变化。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因其疾病好转，则认为“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于是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1卷8p104甚至唐太宗夜梦虞世南清晨醒来亦下诏：“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在他有病期间，王玄策不知从何处带回一位自言二百岁的天竺僧人那罗迩娑婆，言其会造“延年之药”，太宗令其造之，并发使天下，采集奇药异石，“延年之药”炼成以后，太宗服之，不仅未能延年，反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于痢疾。
总的来说，唐太宗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宗教徒，无论是他对于道教的护持，还是对于佛教的情感倾斜，其根本的中心轴还是其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安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贬萧手诏中所说的那一番话：“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1卷8p97这就是一代圣者贤君的宗教政策
三高宗李治的宗教政策
高宗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继承了唐太宗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只是在其前期与后期稍有一些差别。在前期，高宗对佛教关注的多一些，而后期则更为强调道教的地位。
对于高宗在宗教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学人各有不同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对于有的学者以先入为主而不顾一般地历史事实，而认为更为具体的原因就是高宗皇帝“为了利用道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有关，且举出诸多方面的例证来加以分析说明：一是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东封泰山之后，南到曲阜，西行至亳县，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改亳县为仙源县；二是上元元年674十二月诏命“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三是尊礼道士，追封王知远，拜访王知远的弟子潘师正；四是改元弘道大赦诏的内容与宣诏地点，由原来的“则天门”举行宣诏大典，临时改在“贞观殿”等等。言之凿凿，颇有一番道理。但对此我们则不敢苟同。限于篇幅和我们论题的范围，在此不再展开争辩。11
高宗前期对佛教关注较多，与其为太子时就与佛教徒有较多的交往有关。高宗为太子时，与高僧慧净等人就多有接触，参与他们论经驳难，且与慧净常有书信往来。当普光寺建成之后，太子李治就请慧净任普光寺主持；为此慧净给太子写信，说自己身体不好，“至于提顿纲维，由来未悟；整齐僧众，素所不闲”。太子李治又给慧净回信说：“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子。尝以诗称三百，不离苦空，曲礼三千，未免生灭。故发宏誓愿，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广说略说之文，十诵僧祗，八部般若，天亲无著之论，法门句义之谈，皆剖判胸怀，激扬清浊。至于光临讲座，开置法筵，精义入神，随类俱解。写悬河之辩，动连环之辞。”4卷3慧净传可见太子李治对于佛教教义有一定的理解，并非是一般的盲从。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慧净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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